最近国际原油价格大涨,有多种原因,包括美国国务院高官表态将对伊朗原油出口“赶尽杀绝”,数量在11月之前归零;加拿大Syncrude原油生产设施出现故障;利比亚东西部政权内斗加剧,导致原油产量下降约80%。
展望年底,如果美国对伊计划100%实现,意味着今年11月之后国际石油市场供应量将减少约250万桶/日;假设利比亚内斗持续,原油产量减少80万桶/日。两项相加,石油产量就会减少330万桶/日,约相当于全球石油产量的3.6%。油价还有上升的趋势。
石油格局已巨变:美俄沙管理供应
在油市多头狂欢中,国际石油格局的战略性和根本性变化却被忽视了。
2014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开始下跌,到2016年初,国际油价已经创造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迫使部分产油国酝酿冻产以保价。2016年底欧佩克达成2008年之后首个减产协议,减产量合计120万桶/日。随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11个非欧佩克产油国加入减产阵营,产油国减产保价的努力才算有了结果。同时,“欧佩克+”减产联盟正式形成,之后在2017年5月和11月的会议上24个产油国延续了减产合作。产油国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联盟外交特征。
然而,在2018年6月的欧佩克和“欧佩克+”会议前后,产油国之间的分裂加剧,大国主导开始取代联盟外交,成为产油国关系的主要特征。
在“欧佩克+”国家里,伊朗、委内瑞拉等价格鹰派国家强烈希望推涨油价,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则另有考虑。由于欧佩克和“欧佩克+”会议实行协商一致原则,因此价格鹰派和鸽派国家之间的矛盾已不能在其已有框架里得到解决。这也是6月22日和23日的欧佩克和“欧佩克+”会议声明意义含糊的原因。
美国逍遥在“欧佩克+”之外,但其态度对产油国联盟影响巨大。有一个流行的观点:特朗普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与石油公司关系密切,因此特朗普政府会积极代表石油公司的利益,并通过各种手段推高油价。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可能无视了美国经济、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比如,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油价大涨将会让共和党失去许多选票。在这样的当口,特朗普和共和党尤其不希望出现高油价。特朗普已多次抱怨油价太高、欧佩克是高油价后的推手。
多种变化之下,欧佩克和“欧佩克+”这些联盟外交的机制正逐渐失能,世界石油供应的政策将由大国主导来确定,美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这三大产油国将协调政策,共同管理全球石油供应。全球石油治理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油市更动荡,中国应发展替代能源
在世界石油权力结构转折期,得益者和失意者都会用最夸张、最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在这样的时候,石油价格波动会更加剧烈,市场会更加扑朔迷离,让人困惑。为了消化市场波动的冲击,中国应该采取适当措施。
首先,在伊朗问题上积极协调与其他国家的立场。伊朗原油如果真的完全被逐出,国际石油供应将出现很大缺口,并可能推涨国际油价。为预防这一灾难性局面的出现,我国应该积极协调与欧盟、俄罗斯、印度等各方的立场,尽量保持伊朗核协议的有效性。
其次,努力增大本国石油产量,提高石油安全系数。我国既是石油消费大国,也是产油大国。然而,2016和2017年,我国石油产量已连续两年下降,2018年很可能会继续下降。
我国原油产量下降既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国际油价,也是本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的一个推手。美国争取石油独立的曲折历史说明,对一个大国来说,保障石油安全的根本之计是国内的油气生产革命。我们应该在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管道运输等领域积极解放生产力,推动市场化,尽快实现社会创造力和油气产量的充分涌流。
最后,积极发展石油替代性手段,争取尽可能与国际油价的上涨脱钩。从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在油价大涨的过程中,我国的石油消费开支持续大增。
为了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不过度被高油价绑架,我国应该积极推进能源消费侧革命,发展电动汽车、电气化铁路和地铁等石油替代性手段。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为了脱钩而脱钩,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应该密切合作,努力在发展石油替代性手段的过程中,加速实现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让本国成为全球新动力革命的领跑国家,而玖鼎石油作为中国油品的一份子也会大增消费开支。